杨洪昭听了金国使者诉说，很快明白事情大体。
思来想去，他快速决断，派人南下奏报朝廷，同时下令各州收缩兵力，将中兴府，锦州，宁远方向兵员不断往北抽调至惠州边境。
已经熟悉新军作战模式，火器战术的杨洪昭亲到阴水前线组织战士修筑挖壕沟，修碉堡，严阵以待，以防万一蒙古人南下。
北面高峰巍峨，阴水北岸，有三条大道，两条从北而来，一条从东向西，汇聚在惠州城外河谷。
杨洪昭发须半白，在马背上远眺，远处三条大道尽收眼底，前两天还有蒙古人士兵会冲到远处山口向南眺望，意味不明。
可这几天过来，再无一个蒙古追兵会追到山口来。
他隐约明白了蒙古人态度的变化，应该是主帅开始约束了，于是也下令，只要蒙古军不越过山后，不予还击，前沿阵地不再向北修建，维持当前界限。
至于北方流民.......
杨洪昭想了一会儿还是决定收留，毕竟如果这里不让他们过来，等饿急了，在金国和景国一千多里的国界线上，他们依旧可以找地方越过，然后流窜成寇，祸害百姓。
不过收留也不能白收留，正好此时战后重建，各州缺乏劳力。
中兴府囤积大量粮食，主要有两部分，一部分是当初破金国时候从其他州县抢来的，随后有些州县被皇太孙“大发慈悲”还给金国，中兴府的粮食便十分富余。
另一部分则是按照皇太孙吩咐，放手由乌林晃打压大族获取。
乌林晃果然就如皇太孙所料，为讨好新朝，疯狂打压原来的金国大族，他的同胞，以示忠心。
此期间从辽东辽西大族手中收缴大量粮食钱财，铲除一些大族，杨洪昭则按照皇太孙预留方案，接手这些大族土地后，他亲自出面，以景国官府名义租给当地无田地百姓耕种，还提出优厚条件，最初两年不收任何税，两年之后收取每年收获一成。
这对于辽东百姓，是想都不敢想的优厚条件。
杨洪昭一直记得当初皇太孙交代他的话，辽东平原，南北千余里，东西八百里，沃野千里，全天下少有的黑土沃土，要让百姓有地可耕，调动百姓积极性，不出一代人，粮食能养半个景国。
与皇太孙南征北战之后，他已经有一种无条件信任皇太孙的习惯，所以他一直奉行此策，不断想方设法，将土地分给无地可耕的普通百姓。
如今才过一年不到，杨洪昭在辽西、辽东两路声望极高，景国朝廷受到极大拥护。
而且历史原因也很重要。
比起金国统治，原本的契丹人、溪人显然是更认同中原王朝的统治。
辽国太祖是前朝节度使，自奉正朔，称景国人为“南人”。
辽国自上而下带头汉化，朝中权臣有汉人，辽国设官朝廷官吏如中原王朝，设科举也用汉字，考的是儒学经典，尊奉的孔孟教化。
加上杨洪昭很得民心的举措，认同感之下，统治甚至比之前金国更加稳固，战后很快恢复生产生活，一派欣欣向荣。
此次蒙古人南下，甚至有很多人踊跃参军，准备抵御蒙古人。
当然，许多豪族也叫苦连天，杨洪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装作看不见，账都算在乌林晃头上。
而皇太孙推荐的固立川也非等闲，却有能耐，在东面帮他快速镇压几次小叛乱，抵御好几次北面金国残党袭扰，半年多来斩首超过超过一千，让北面以完颜宗弼，完颜盈歌为首的金国残部彻底胆寒，不敢再次南下，龟速北面雪林。
经过一年努力，新占领的地区已经逐渐团结成一块铁板，甚至百姓开始自发向官府举报金国残党踪迹。
毕竟好不容易过上有地可耕的生活，谁也不想失去。
有此基础，不知为何，杨洪昭顿时觉得充满信心，即便惠州前线新军只有六个营地，从各地汇聚的厢军加起来也不过三十营左右。
也就是说，最终能部署到惠州前沿的兵力此时只有一万八千人左右。
而根据这几天的情报，围攻上京的蒙古大军至少超过五万人！
后续可能还有部队，可偏偏不只是他，就连前沿将士也毫无畏惧，每日修筑战壕阵地，按日常巡逻，似乎都不怕超过五万人的蒙古大军南下。
大概是百战百胜带来的信心，亦或是另一种凝聚人心的力量。
但见将士如此，他这个主帅又如何能让众人寒心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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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快，蒙古使者也来了，态度谦逊，表明他们只想报仇与金国人的血海深仇，无意与景国为敌，如果景国允许他们攻金而不干预，那么他们将呈上优厚的供奉。
杨洪昭着实没反应过来，因为蒙古人的服软来得太快。
亦或者说，他还没习惯景国地位的变化。
以前，在天下人看来，景国不过是南方的一个大一点的国家，一开始天下霸主是辽国，随后是金国。
辽人、金人在官方称呼中都不称景国为中国，而是南国，称景国人为南人，也不奉正朔。
所谓奉正朔，便是以宗主国历法为纪年。像云南地区，虽然历史上有些时候独立成国，但始终奉中原为正朔，纪年历法都按照中原王朝的来。
在前朝，周边国家无论南北东西，哪怕与之有边境摩擦的，小战打归打，依旧是奉中国为正朔，采用中原历法纪年。
可到景国就没那待遇了，北方强国不承认，西北军阀不承认，出兵还屡屡打不过。
而现在，特别是去年与金国大战后，南北东西诸国纷纷上表来使，恢复奉景国为正朔的惯例，只是杨洪昭不在朝中，不知道那些变化，以致他现在对蒙古人的态度很意外。
若他知道朝中情况就不会意外了，如今景国俨然是天下第一强国的姿态，铁木真又有战略眼光，不会在打金国的同时得罪景国。
这种层面杨洪昭无法做决断，他一面不放松加强北方防守，一面派人送两国使者入京，让他们自己到皇上面前辩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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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是到了八月中初，就有了这样的场面，两个打仗的国家，使者一前一后到达开元，都说自己有理，要景国做主。
蒙古使者说，金国人杀了他们可汗的祖父，害死可汗的父亲，还对草原实行惨无人的减丁政策，是血海深仇，国仇家恨，他们只是报仇，希望朝廷允许，他们会以牛羊回报景国。
金国使者说他们是景国的属国，受到外人欺负，希望作为宗主的景国能够出兵帮助，或让蒙古人退兵，他们愿意用国库中所有金银供奉景国。
这可是难得一见的情况。
皇上对此既感骄傲，又有些迟疑。
朝中也对此展开一些争论，无疑，此事无论站哪边都有收益，可无论站哪边都会失去部分利益。
对此大家也展开激烈讨论。
李星洲的意见自然成为焦点中的焦点，他本人其实倾向同意蒙古人的要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