曾诚斟酌着说道：“启奏陛下，臣以为，遍地开花的各种工坊虽然有其好处，然则也是如今丁口数量短缺的根源之所在。”
“另外，各地都有了各种各样工坊，也在一定程度上面造成产能过剩——比如说江浙一带，几乎每个县都有蜡烛工坊，原本一省之地的产量就足以供应整个大明的需求，现在几个省都在生产蜡烛，这就使得蜡烛的价格一直上不去，海外诸国也吃不下这么大的产量，所以就使得蜡烛的价格一直都上不去。”
“另外，某些地方也并不适合发展某一类的小工坊，比如江西布政使司那边儿就不适合搞什么罐头工坊，然则在工部和户部的要求下，江西布政使司那边儿也有大量的罐头工坊，这些罐头工坊所生产的罐头，无论是远销海外还是往大明各地销售，其实都不如蒙古布政使司以及沿海各布政使司的罐头。”
听完曾诚的意见之后，朱劲松却不置可否的嗯了一声，然后又慢慢的曲起手指敲着桌子——工坊重复建设带来的浪费是必然，以后慢慢走向合并，提高效率和竞争力也同样是必然。
但是，大量的工坊合并，其实就意味着城市化的推进，而城市化的推进，又会带来大量百姓要放弃田地、大量人口集中到一处等等乱七八糟的问题，从而又会衍生出留守老人儿童、房地产等等一大堆乱七八糟的问题。
这些乱七八糟的问题好解决吗？不好解决。
不解决行吗？不行。
放任各种工坊重复建设，继续维持住现状？还是不行。
直接下狠心，开始推进城市化的进程，牺牲掉一代人以换取更好的未来？这种做法倒也不是不行，但是朱劲松又不愿意这么做。
说是又当又立也好，说是优柔寡断也罢，朱劲松其实从心里不愿意接受这种做法。
铁西往西再往西，一把瓜子就……曲某人的母亲倒是一个好母亲，可是东北的老百姓呢？
再者说了，各地都发展五小工业，大力建设各类工坊，这也是一开始的时候大明朝廷定下的基调——朝廷定基调容易，改基调也容易，但是不能因为朝廷要改基调，就让老百姓来承担一切。
然而还没等朱劲松想出该怎么解决各地地坊重复建设的问题，刘怀文却又开口了。
刘怀文苦着脸道：“陛下，去岁国库当中，有许多支出其实都可以省一省——比如说各地医馆的建设，臣以为是不是可以缓一缓？毕竟民间本来也有许多医馆，百姓也不是没有看病的地方，如今朝廷又建设大量的医馆，这岂不是跟那些民间医馆抢生意？”
“大学和府学方面，臣就不多说什么了，可是蒙学、社学、县学方面，不由直接开放，允许民间建设？要不然，光凭咱们国库里的这点儿钱，也实在是……”
然而还没等刘怀文说完，朱劲松就直接摆了摆手，说道：“那不可能。”
有些口子可以开，但是有些口子就绝对不能开。
比如说蒙学和社学、县学。
蒙学和社学、县学这种东西，一旦放开了口子，允许民间自己办蒙学、社学、县学，那些有能力办起来的人就绝对会舍得下血本去招募更好的教书先生，甚至跟朝廷官办的社学、县学抢先生也不是不可能。
一旦出现这种情况，后果也就很明显了。
百姓们会想方设法的让自家的孩子进入那些由民间创办的蒙学、社学、县学，后面也就会慢慢的搞出来所谓学区房、贵族学校之类的破事儿。
更要命的是，一旦放开了这个口子，那些永远都喂不饱的资本就会想方设法的往其他地方伸手。
比如说往府学和大学伸手，慢慢的再往朝堂上伸手。
又比如说往事关民生的方面伸手。
和绅和大人曾经说过一句名言，叫做救民先救官，他得需要那些官来替他办事儿——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谬论，因为貔貅是永远也喂不饱的，他们只会想方设法的吃掉更多的东西。
比如说，三十来个小时，全程冷链运输的菜，烂掉了……
喂的还不够？
不是，喂的已经够多了，但是他们永远吃不饱，永远也不知足，这才是问题的根本。
也正是因为如此，朱劲松才不可能放开这些口子。
包括医馆之类的也是一样。
大明朝廷现在玩了命的砸钱建立医馆，看似是跟民间的那些医馆抢生意，已经是实打实的“与民争利”，可是要是没了这种与民争利，那些医馆到底怎么样儿，可就只能凭他们自己的良心了。
比如说一个医术特别高明的医生，随着他的名声越来越响，他的诊金是不是会越来越高？那些达官贵人和豪商巨贾们是不是就能垄断掉这个医生的医疗资源？
那么问题来了，其他的百姓怎么办？
所以，类似教育、医疗、运输、基建等等事关民生的事情，只能由官府牢牢的掌握在手里，不是完全禁止民间参与，但是民间的参与只能做为补充和辅助，而不能让他们成为主力。
这跟五小工业和各种工坊重复建设的问题其实是一而二，二而一的问题。
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，也就是很典型的资本和大朝廷模式的区别——类似于大宋一样，把所有能扑买的项目都扑买出去，甚至连税收都可以扑买，这就是小朝廷、大资本的线路，像现在的大明一样把事关民生的项目都握在手里，这就是大朝廷模式。
两种模式的不同，其实可以从大清跟二毛的身上看出来一丝端倪。
比如说，大清在灭亡之前的二十年还能有左宗棠抬棺收入某疆，能在灭亡的前一年扑买东北的鼠疫，而二毛的官兵居然打不过，小破球的大部分国家居然被一个大号的流感反复蹂躏。
这就是线路不同所带来的不同结果。